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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应对疫情有何建议?崔天凯:要加强国际

2020-05-04 09:52延边新闻 人已围观

简介沙河市做网站4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 在被问到最近工作情况时,崔天凯...

  4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

  在被问到最近工作情况时,崔天凯大使表示,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崔大使:我仍然每天在使馆上班,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维系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帮助美国公司解决从中国运送抗疫物资到美国的具体问题,还要同媒体交流。我们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坦白说,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雷默:我知道美国国务院因处理美国在外公民回国的问题已经不堪重负,也许这是过去几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吗——处理在美中国公民相关事务?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护海外公民也许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我与美国国务院感同身受。但我们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很多华裔人士在美国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据我了解,他们中认真考虑回国的并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发展。但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远离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学生签证很快就要到期,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会结束学期,有的甚至都没有经济资助了。所以坦白说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布雷默:美国政府现在忙于处理这一史无前例的危机。我记得美中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候,您与姆努钦财长要保持经常性沟通,我想问的是,疫情是否影响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与美国政府适当层级的经常性联系?

  崔大使:我要说的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主要归功于两国经贸团队。他们为这个协议付出了近两年的努力,达成协议也是为了互利共赢。据我了解,尽管过去数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局面,大家还是在努力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相信我们能继续落实。

  布雷默:但美中两国现在需要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难度可能超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崔大使: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在谈到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时,崔天凯大使表示,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崔大使:我想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对病毒和疫情毫无准备,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极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它有任何了解。这是一个不断加深对病毒认识、不断了解如何应对的艰难过程,是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是最先应对这一艰难局面的国家之一,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和高昂代价。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好转,确诊病例已经较少,目前还有约3000个确诊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较之前我们对如何治疗已经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还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时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因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否则包括中美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在努力。

  布雷默:中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积累了更多经验。您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教训?

  崔大使: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到。我们要挽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尤其是保护好,包括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和贫困人口。我们要把这一点作为重中之重,为此不惜代价。

  第二点,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是有人企图这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坚决反对这种图谋。长期来看,还要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数年,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认真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此类的全球性挑战?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拥有即时化且有效的供应链,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就能较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受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的影响?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布雷默: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

  崔大使: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崔天凯还表示,一些机构正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革来适应当今世界变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份额制度及如何回应成员国需求等进行了重大改革,它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再比如世贸组织在新技术出现之前,制定很多新的规则使其与时俱进。有一种说法:国际组织的成效取决于其成员国。因此,成员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布雷默: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

  崔大使: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针对中国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崔天凯大使表示,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

  布雷默:我们来说说美国和中国,显然这两个大国有能力实施刺激性措施,确保我们度过这场经济危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其走向崩溃。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最糟糕的经济状况时,是否应该期待中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更多资金,为缓解危机作出贡献?

  崔大使:事实上,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出资,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贡献在增加,正竭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事,因为我们坚信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当然,也希望美国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布雷默: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大使: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作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作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布雷默:世界各国对中国有怎样的回应?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跃,积极给予各国人道主义支持,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盟友欧洲。这些政府具体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应?

  崔大使:大家当然欢迎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但我们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环境,例如我们人口众多,许多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人口规模,我们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对中国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我们一直在说,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套适用自己国家的整体策略。但是就技术和医疗援助而言,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当被问到有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最初对于疫情的暴发式增长有所隐瞒,尤其是对“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时,崔天凯回应,美国很多报道并不符合事实。

  崔大使:我想说的是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美国政客们声称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你提到李文亮医生,是个好医生,是个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医生是一名眼科医生,并不是病毒方面的专家。他的确向同事发出了警告,但事实上他并不想将自己的警告公之于众,不知何故这条信息传了出去。

  其实在他之前,武汉就有一位女医生收治了三个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她马上上报,一两天之内当地疾控中心就派专家到医院调查。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女医生上报三天后,当地疾控中心向当地所有医院发出提醒,提示发现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当时是12月底,首次上报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后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这一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几天内我们就向所有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报了信息。第二天,中美两国疾控中心专家进行了首次沟通。我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无法告诉你这样的通报应对是否足够清晰、足够好,但我认为,就时间而言,这些事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

  然后,在人们意识到这种病毒可能人传人之前,中国政府派出了专家组到武汉调查这些可疑病例。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病毒的确可以人传人后,我们对拥有1千万人口的武汉实施了“封城”,实际上,拥有6千万人口的整个湖北省也基本处于封省状态。武汉“封城”两天后,美国宣布撤离在武汉的总领馆人员和美国公民。2月初,美国宣布禁止所有(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旅行者入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崔大使:事实上中方很早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些可疑病例,仅仅数天内就向其他国家发出提醒。至于别的国家做得是否到位,我不好评论。

  布雷默:特朗普总统在最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受到疫情暴发的影响十分严重,所以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这么做,不认为中国事先知道会发生疫情。但特朗普总统也说,中国的病例数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体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实际上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您对美国政府这些直接指控有何回应?

  崔大使:事实是我们从疫情最初就开始每天向媒体通报情况,现在仍在这样做,每天发布最新情况,包括诊治病例数、确诊病例数等等。早在1月早些时候,中方就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分享自身抗疫经验。我们甚至公布并不断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药治疗病人。所有这些信息和经验一律公之于众。对于那些所谓中国隐瞒病例数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法隐瞒恶性病毒病例的,因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么可能把他们藏起来呢?

  不管怎样,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中国人民正努力重启经济,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许多公司重新开业,商店重新开张,一些省份的学校也重新开学了。如果对控制病毒没有信心,就不会采取这些行动。中国的感染人数正在下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担心疫情再次暴发,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国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开放部分景点、开放电影院等,然后又迅速叫停,这是因为中国出现新的病例了吗?

  崔大使:不是,我们只想确保不会出现所谓第二波疫情。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如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然后再传染给更多的人,我们对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基于科学知识和医疗需求而采取的。对于那些指责中国隐瞒事实的人和机构,你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吧,通常他们自己才是惯于对公众隐瞒的。我不知道在他们肮脏的地毯下藏着什么,也许你可以去看看。

  布雷默:武汉封城以后,武汉市市长提及在该市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而我们知道当时疫情已经开始爆发。我们能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吗?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崔大使:首先,我不在当地,不掌握具体数字。其次,即使在武汉封城前有很多人离开,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签证的,无法去其他国家。因为如果是匆忙离开,他们肯定没有时间申请签证。所以如果他们离开武汉,绝大多数人肯定仍然留在中国。如果你留意相关数据,包括中国其他省份甚至是武汉相邻省份的确诊病例数据,会发现它们的确诊病例数并不是很高。那意味着我们已有效遏制了病毒在全中国范围内的传播。因此,不应将在那些远离中国的国家中病例数的增加归咎于中国,也许这是源自其他地方。

  谈到中国经济重启和今年的增长预期时,崔天凯大使表示,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恢复供应链,恢复生产。供应链有上游,沙河市做网站也有下游,必须确保一切都正常运行。

  布雷默:谈到中国经济重启和今年的增长预期,您预计供应链将在什么时候完全恢复?您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是多少呢?中国经济增长情况会怎样?

  崔大使:说实话,我认为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我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今年年底世界经济表现如何,但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恢复供应链,恢复生产。但这是全球供应链,中国一家不可能什么都做得了。供应链有上游,也有下游,必须确保一切都正常运行。因此,我们在努力保证供应,销售商品特别是医疗物资。我们还同其他国家合作,确保全球供应链重新运作起来。

  布雷默: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刚刚能让人们逐步返回工作岗位,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完全恢复正常运作?5月?6月?还是更晚?您怎么看?

  崔大使:我们还没能全面恢复产能。可能有一些省市已非常接近完全恢复,但全国范围内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加快这一进程,尽快全面恢复产能。我们将拭目以待。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抗疫努力,要确保不会出现第二波疫情,同时也取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程度,所有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就肯定会波及到我们的经济、制造业和金融领域。我们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大家必须互帮互助,共克时艰。

  布雷默:我们知道两国一些政界人士进行了相互指责。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记者的签证。您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吗?这一决定还能被撤回吗?

  崔大使:坦白说,我并不惊讶。事实是,并非所有人的签证都被终止。相关媒体仍有一些人在中国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签证被终止。但这一决定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这是美国挑起的。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我们在美国的记者的。他们驱逐了约60名中国记者,借口是记者们代表着或信仰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于政治信仰区别对待记者。他们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们的职业仍然是记者。看看我们的记者在这里的遭遇,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只是进行了回应。

  布雷默:您认为美中之间是否还有任何转圜余地?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经历的最大危机时刻。两个国家采取的具体举措并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对抗。围绕媒体的决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没有看到两国有任何显示出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也许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两国出现任何关系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此关键时刻。我当然不想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也在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令我震惊的是,有时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着实震惊。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事实是,这些不断升级的指责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没有挑衅。但如果别人选择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回应。

  崔大使:让我们聚焦积极的事务,关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携手努力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经济的未来,拯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布雷默:两国元首通话前,特朗普总统曾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通话后他不再这样做了。此次通话中有什么让您有理由相信两国将再次走近?

  崔大使:从我本人经验看,两国元首保持着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每次会晤和通话都富有建设性,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切实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必需要做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上来。

  最后,崔天凯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真正谈谈有利于各方的“某种机制”。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说到,我们确应看看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这种全球治理应该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谋求主导。

  崔大使:这不是某种集团机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我认为实际上很多条件已经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这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多好地做出反应。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愿景。或许有些人已经有了这种愿景,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认为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有这种愿景。

  崔大使:我们是两个大国,承担重大责任。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的确有一群知识分子或在智库工作的学者,他们每天都在思考这种宏伟战略,这样的思考到处可见。但对其他国家,较小、较穷的国家,或在国际决策中无太多发言权的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识到当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他们无力改变。所以他们寄望我们引领国际努力,为大家共同构建良好的国际治理体系。

  在采访最后,崔天凯大使表示,纽约仍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我们祝纽约和所有纽约人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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